纪录片导演访谈吴文光：真正的公民跟体制永远是冲突的关系，因为所有的社会、所有的体制都是在压制公民意识，是跟它对抗。但能够成为一个比较良性进化时（就会）互相促动，公民意识能促进社会体制的进化、改良，反过来，（体制）给公民意识又有一种强化、提升和更大的空间，进而应该是良性的。当越来越多的人讨论不自由的情况下，你才要想想到底什么是自由，不单是中国，全世界都在讨论自由，而不自由是做纪录片、艺术最大的动力，那是环境给你的。如果环境真正是自由的，你反而没有做的动力和必要了，早先追求想成为一个作家，拍纪录片，其实本质上是为了追求自由，无非做一个片子，写一个东西，不过是一个表达的形式，最终是在旷野中嚎叫了一声，或是在闹市里嚎叫了一声，所以那一声抒发出来是一种发泄和快感最为重要，那就是自由的一种最本质的体现。很多人误认为他发表的东西、ip camera网络摄像机怎么设置 ip camera连接设置教程，做出来的东西会成为他最终的东西，这种自由感、自由的诉求、追求和愿望很快就会烟消云散如果你死死追求心里对自由始终有强烈的愿望，那永远都不会满足，因为你的环境是非常非常不自由的，但这点不会影响你内心的自由感吴文光：当然是残酷到极致了，私影像的每一个画面、每一个素材、每一个词都涉及到残酷的东西，而我说了，（表达）残酷是不同的途径，它跟人性的温暖，企业宣传片制作人性比较善和阳光的那面可能并没有太多关系，这次瑞士瓦德姆的片子《一个女人和五头大象 》有一个导向，这个片子实际上是比较主流的纪录片，讲一个老翻译家从俄语翻译成德语，翻译托斯陀耶夫斯基的作品，80多岁了，很正面的拍摄这样一个人，对他没有任何为人、道德方面做这种纪录片的，显微镜方面的透视，相反（呈现的）是他人性里光辉的东西，公司宣传片拍摄怎样翻译托斯陀耶夫斯基的小说，同时他一生为什么把翻译作为他的志愿，但这个人还是从前苏联的国家里，在二次大战里，这样一个在人类浩劫历史中走过来的人，虽然讲的是一个人怎样战胜集权，怎么样从最苦难的历史中走过来的，他的坚忍来自什么地方，所以它透视的还是一种残酷，这个人在每走一步，社会的残酷紧紧相逼，他的人生没有一处亮丽的风景，所以你体验到的是另一种残酷吴文光：对，它不是一个机构，一个组织，或者所谓艺术空间。我比较喜欢做成桌子式的放映，而不希望做成影院的，影院很拘束，黑暗中是最好的方式，但黑暗中不要让椅子陷在里面。第二，那里还有剧场，剧场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我把它理解为纪录片是一个基础，出发点，或者真实是一个出发点，剧场是一个想象，想象和真实混在一起，纪录片也需要想象，我说的想象不是胡编乱造，而是在你思维的空间中插上翅膀看能飞多高，但剧场这边通常太文艺了，需要捣乱，影视视频制作把两个东西揉在一起互相捣乱，毛驴是怎么生出来的？马和骡子吗？我喜欢这种乱搞和捣乱吴文光：在国外谈胶片和在这里谈胶片是不一样的，这里谈胶片是谈权力，一种话语权，没学过胶片你别谈电影，那是电影专业的人开口就说的话，你没有拉过一千部片子就不要谈电影，说这话的都纷纷在各种商海里摸爬滚打去了。在国外讲到胶片是讲胶片的技术、对影像工业的限制，如何超越这种限制，谈的是这个，电影美丽人生影评感谢老师百忙之中。而不是一种权利我以为真正的创作是在剪辑，或是后期，结构上，前面所有的拍摄都是打草稿，像每天的日记一样记录下什么，有段时间我从楼上下来，我的机器就开着记录下楼，我不知道十年以后这无数次下楼会是什么东西有一个最重要的改变是我没有创作心态，一个人在拍摄时他有创作心态，这是多可怕的事情，是吧？（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