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真的需要这么多摄像头吗粗略算一下，广州公园里安装的摄像头超过1000个，但准数是多少，我们还不知。在所有公共空间中，公园和林区大概是摄像头密度最低的场所。林业和园林部门，肯定不是装备摄像头的主力。公安、交管安装的摄像头应远比园林部门多除了公共部门，小区物业、各类企业，也在安装摄像头。无论城市的开敞空间，还是公共室内场所，视频监控已经成了标准配置。在广州，用于公共场所监控的摄像头有多少个，人均有多少，实在难以想象视频图像已经达到无所不在的程度。我们每个人大概都拥有3个以上的摄像头，一只在手机上，一只在电脑上，还有一只在照相机中，这些都是设备自然搭载的功能，无须另行装备。专门购置一只家用摄像头，价格也极为低廉。个人生活处在随时被记录的场境，视频的易得性与廉价性带来了视频的泛滥公共视频采集，无疑是采集价格最高昂的一种。7400万元，购置941个摄像头和30个森林防火视频系统，每个设备的平均价格约7万5千元。这设备需要配备维护人员，采集到的视频需要配备管理人员，海量的视频信息需要有相应的技术设备去存储和处理，这些都是另外的费用。此外，这些设备，平均寿命在5年左右，用坏了要更换，影视视频制作没用坏但有了更好的设备也要更换。这样，为了维持一只摄像头的正常运转，影视视频制作每年的费用恐怕要达到近2万元。城市里有多少个公共摄像头，总共要花费多少钱的年费用，算下来一定是令人瞠目的数字如此高昂的监控费用，是城市正常运转必需的吗？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它不是必需的，我们要装备那么多摄像头做什么呢？如果它是必需的，中国摄影现状面面观。那么可以说配置它是不浪费的，但城市是怎样变成随处都要有摄像头才能正常运转的呢？摄像头是一个“观看者”，替代摄像头的主人，风雨无阻地观看，并且记录下其视线内所发生的一切。这里面有大量的信息是冗余的、重复的、无意义的。城市用巨量的“眼睛”去观看和记录一切，唯恐漏掉了什么，表明了城市的担忧，它需要全盘掌握所发生的一切，才会感到放心。这是城市的强大，还是城市的脆弱？也许，这是城市技术能力的强大，同时表露了城市治理心理的脆弱。因此，城市认为耗费巨资去监控一切是值得的作为一种装备，监控摄像头只是全部“警备力量”的小部分。监控设备不只需要有人去处理采集到的信息，还需要有人依据信息去行动。预备的行动队是电子眼的肢体。那些异常的信息，需要由行动队去处置。从电子眼、视频信息，到视频分析，再到行动处置，整体上构成了城市的保全系统或警卫机制。这一机制既包括进行公共管理的执法机器，也包括小区巡逻、企业保安等等，还有为这些人员配置的攻防器具。盘点横店演艺秀中的那些影视特技异动是少数情况，但为异动而“常备不懈”的力量是强大的。越来越强大的“常备力量”说明了什么呢？完备的视频采集能力，已经使任何一个人的日常生活被剪辑成完整的记录电影。如果不嫌枯燥也不嫌无聊的话，视频体系几乎可以用监控素材给任何一个人构建完整的视频流水账，几点出门，几点转过街角，几点进了哪家店铺，几点进了街心公园，几点原路回家……这也意味着，你无意中已经成了透明人。人们已经相信也接受一种受监控状态，以至于发生了任何异动，都会在第一时间要求“看视频”城市花费了巨大的费用去拍摄一切，资料的完整性安慰了掌控心理。而在那些需要“看视频”的情况中，视频的出现则成为证明不留死角的监控很有必要很管用的证据。于是，我们进入了一个监控加强的循环，就像水流与堤坝的关系使得堤坝越加越高显得合理人们不觉得监控普遍化本身也是一种危险，这个社会向来没有过“私人”性质的忧虑，东北亚博览会白城市签约项目。过去人们把让人搜身视为坦荡，现在自然也不会在意随处电子眼的丛林，深以为它对好人无所伤害，却是缉拿坏人的好帮手。新的风尚是，影视视频制作当出现了一件事情而没有视频时，调查似乎就完全束手无策，没有调查结果也显得合情合理，人们只会遗憾于监控留有死角，或者愤怒于视频不翼而飞，大家已患上了“监控依赖症”在这种社会驱动力的作用之下，布设摄像头，更多的摄像头，以及为一只摄像头每年花上几万块钱，就都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习近平访塞波乌三国并出席上合峰会，非常正当，无须论证，可以侃侃而谈，一派光明磊落。成本问题、预算问题、合理性问题、必要性问题、监控密度问题等等，不会有人提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