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调查十周年记者：您应该算在《新闻调查》坚守最长时间的人了，还是先谈谈怎么来到这个栏目吧? 张：每个人的人生在很关键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交叉的路口，你在这个路口下车了，可能这个地方就会让你停留很长一段时间。来《新闻调查》是96年1月份，此前我在《东方时空》已经做了三年。93年9月份我从云南来到北京，加盟《东方时空》。为什么来北京呢？是因为在云南那个时候我主要经历致力于专题片和纪录片，做编导、兼职做摄影。感觉在云南做了七年电视之后，觉得我对电视的理解也好，已经达到一个高度，再往前走就觉得有点迷茫，不知道该怎么走，所以当初来北京其实有一个比较直接的动因，就是想到北京广播学院的一个研究生班来上学。然后就带着我从事电视工作的积蓄五千块钱来到北京，来后发现学费涨了，大概七千多才能读下来，我学费不够张：说起来我跟《东方时空》有一定的缘分，这个缘分在哪儿呢？93年大家知道是中国第一次申奥，5月1号那天云南搞了一个比较大的活动，就是有一个残疾人骑自行车沿中国周边绕一圈，叫做“走遍中华争奥运”。5月1号从昆明广场出发，公司宣传片拍摄经过滇藏公路、川藏公路到西藏，到青海、新疆乌鲁木齐，到甘肃，宁夏银川然后到东北这么一大圈，时间大概半年多，我在这个活动中承担什么角色呢？我是总编导兼总摄像，就是要求我制作几部残疾人的环中华的纪录片。当初我带着两部摄像机上路了，5月1号正是《东方时空》开播，我们大概走到了8月份走到北京。走到北京以后，《东方之子》采访我们主角，骑自行车这个残疾人，没带摄像，让我当摄像，拍摄完了以后，也就是后来《实话实说》的制片人兼总导演乔艳琳，说我看你的身手不错，跟我们一块儿干吧，我听了以后一楞，中央台是谁想去都能去的？她说我们那儿特自由。当初一说脑子里留下一个印象。后来那个活动到北京以后，基本上重要的使命完成了，我们把全国各地收集来的申办奥运的信件、礼物转给北京奥申委，公司宣传片拍摄我退出了，退出时身体不太好，我在北京做检查。正好经费也紧张了，我们把人裁到最少，最后剩下一辆车，一个摄像，一个制片跟着主角往南走。第二天就跑到中央电视台东门口办了登记，坐电梯到14楼，敲开1403房间见着了我的制片人时间，白白胖胖的，长的跟活佛似的，从头到尾把我看了一眼，你叫张洁，小乔说你不错，留下来试试，你做过什么？我说摄像、编导都能做。这样吧，你明天去拍个片子，跟编导去。我说行，没问题。隔了一会儿，穿一个很长衣服大大咧咧的小女孩儿走进来，谁是张洁？我说我是。你啊，明天拍片子几点到什么地方，别忘了，我说行没问题。这么着，就在《东方时空》开始了第一次实践。那个节目是有关北京郊区县委书记的，但由于他婉言谢绝没拍成我是9月26号来的，超能力电影排行榜，当天正好是中秋节，然后整个《东方时空》有一个联欢会，他们叫我一起参加了。那天白岩松主持晚会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东方时空》的节目之所以做得那么好，能够那么火爆，由于这里聚集了一群全国各地的高智商的打工仔。我才知道，原来是这样，他们这个地方对人才是敞开的。那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东方时空》一种文化或者是一种团队精神。然后后来参加了这个《东方之子》的第一次研讨，在国庆前。那个研讨会上是特别开放，再好的节目也可以粉碎它，没有任何权威。后来我觉得这个集体比较有意思，我在云南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对摄影对画面的剪辑我认为有一定的造诣的，但是那个时候讲究长镜头，我对长镜头的实践上没有琢磨那么多，那次看片子，看了几个摄影，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地方尽管是八分钟的小栏目，但是可能还对我会有一定的创作的空间我报道那天，见到白岩松，说你是云南来的？我说是，他说我云南还有一个同学呢。国庆以后第一趟跟白岩松出去了。当初我们的摄影师是江兵，还有罗芳华，三人一块儿到江苏浙江出了一趟差。一开始白岩松对我以为关系户介绍来的，他老觉得有点对我不太感冒，但是那一趟我跟江兵住在一起聊，江兵是特别有思想的摄影。我聊完以后，他说，你将成为《东方时空》最优秀的编导张：对，这里只认才华，不大讲其他的。我们做的那批人物几乎囊括了11月12月份晚间黄金时段和周六周日，一下子奠定了我在整个栏目组的地位。然后我开始基本以做编导为主，在《东方之子》一待就是三年。尽管我的作品大家觉得非常不错，但是我一次金奖没有获过，到95年的时候我开玩笑说，今年到年底我获不了金奖我就离开《东方之子》。就这么着，到了《新闻调查》张：容量。因为我觉得做《东方之子》有很多技巧的东西，比如选题，人物的口才，跟人物关系特别大，八分钟展不开，好多东西用不上，你的积累用不上。后来我想因为我来北京之前我在云南做的就是这个东西，每年一部两部总是大的代表作出现，我觉得我肯定能用得上。后来跟时间谈，时间特别痛苦，公司宣传片拍摄因为时间对我印象特别好，一向重用。正好96年1月2号跟他谈的，他喝了酒，说今年怎么干。我说实在对不住，我要走了，大片那里更是我的向往所在，我说在《东方之子》待了三年多谢你的关照，他一下震惊了记者：你在《东方之子》那几年，应该算是个新的历练和事业铺垫吧？那时有什么感觉？张：我感觉到整个中国的电视革命基本从《东方时空》开始的。当初来到《东方之子》栏目，最吃惊是他的提问和对方的回答方式，跟我以往接触到的采访完全不一样，比如说采访欧亚民，陆建华提的什么问题呢？——你是不是由于身体残疾你自卑？你是要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证明你自己？很刺激的提问，甚至开始让我觉得不舒服，怎么对我们的英雄说这种话，多么不礼貌？这是当初的《东方时空》。所以我进了这个组以后，其中一个观众来信说，你们那么没修养，让这些名家难堪。到后来我知道《东方时空》倡导的是一种粉碎性采访。时间说我们以往做宣传，假话遍地，套话官话遍地，我们现在让人说真话，真话靠你的问题刺激出来，我们要让我们的受众我们的嘉宾听到真话讲真话，我们要造就一代的观众，让习惯听真话的民族成熟起来，以后谁讲假话，他们都会抗拒，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新鲜，我在云南做电视的时候没有人跟我讲这个东西。这么一种传播真实的理念，这么一种自觉的追求，是从《东方之子》开始的。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东西开始往这个方面探索。每个人是有尊严的，都不应该被神话，在我们摄像机的眼中，一个很普通的老百姓，一个很多光环的高官，他们是等值的，你不用崇拜他们，也不用蔑视他们。这种观念的建立，对当时的中国影响很大，这是一种电视行为方面的东西，因为当初很多电视人是不适应这种的，但在《东方时空》被强化，就是要求有平民意识，就是要求你看待对象的时候必须取这么一种姿态。所以《东方时空》对中国电视的影响，与其说他是电视文化方面的，其实我觉得更是从创作一种崭新的电视理念开始，从操作和电视行为开始，这个特别了不起我这三年基本上对这些东西一听就喜欢，马上在自己创作中加以实践，腰椎间盘突出检查。在《东方之子》也有一系列代表作了，比如说我采访狼牙山五壮士的时候，他还原历史实说，当初我们跳下悬崖不是英勇就义，是为了求生，只有班长和另外一个他们跳下去就是为了不当俘虏，跳下去死了，另外两个战士我们是朝有树的方向跳，我们要生存下去，有一个手抓不住又死了，他跟另外一个就活了下来。日本军队上来了以后，不是像我们电影描述那样的，朝悬崖下打枪而是对天鸣枪，列队敬意。这是历史的真实。我把这个节目播出来，说明真实的东西是这么建构的。所以《东方时空》这几年，他为我奠定一种作为一个电视新闻人，所应该有的一种基本立场。这个东西特别重要记者：你在《新闻调查》做编导期间，拍了一些有影响力的节目，哪些节目觉得满意，哪些觉得遗憾？张：在云南的时候脑子更多想的是纪录片，目标也很简单，把纪录片拍好，获国际大奖是目标。但是在《东方时空》以后，新闻性扎实了，接受很多技法上理念上的熏陶，这些对我以后在调查做深度的报道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其实我并不喜欢新闻，觉得新闻是时过境迁的东西。我老喜欢做人性的东西，但是进《东方时空》才发现，新闻的力量，特别是真实新闻的力量，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新闻调查》对我来说，我要利用这个平台，利用我的智慧，利用我关注的选题，来促进中国的法制民主自由等等一些东西。这个诉求非常强烈。所以来到这个摄制组的第一个节目《西古县村记事》，也是准备开播的节目，就是我们这种想法的一个载体我们为拍这个片子，在一个村里前前后后去了五六趟，呆了很长的时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是一个农民要求民主选举，撤换腐败村长这么一个故事。农民从城里请来律师帮助自己实现这种愿望，当初接触这些农民的时候，我们非常感慨，96年那个时候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试行的环境当中，但是农民已经知道用法律要求民主，那个时候说实话，偌大的中国有几个人有民主意识？起码我没有。但是农民这么做，这让我兴奋不已，这个节目我们倾注心血来做，今天我们做村民选举，民主选举村长，以后我们做民主选举乡长，县长，省长。参加这种革命性的记录，特别兴奋所以做这个节目整个摄制组投入非常大。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因为也没有蓝本，也不知道怎么做这个大片，单纯看了一下美国60分钟的节目，知道是有出镜记者，制定了双机拍摄，必须有采访记者出现，制片人跟我说，下去以后牢记着焦点的题材，生活空间式的拍摄方式，《东方之子》式的采访这么几处，我知道了，双机拍摄，就是一台拍主持人，一台拍采访对象，另外生活场面要把纪录片的魅力应用到片子中，节目焦点不用说了，反腐败的题材。带着这种观点投入《新闻调查》第一期节目创作，我的摄影师是从《焦点访谈》过来的，录音师也是《焦点访谈》过来的，素质特别高，都是电影学院毕业的我们一开始是磨合，你水平怎么样，我水平怎么样，一开始谁瞧不上谁的感觉。王晓鹏、刘昶，都是高手，但是三天之后我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似的，大家那种理念和主张，特别相似。然后这个节目我们拍得非常动情，也非常投入，后来拍完了以后，80多盘带子，把我整个房间，我住的房间铺满。那种过程，现在想起来真是张：对，这个节目由于涉及到上访，涉及到一些农村很尖锐的矛盾。当初河南还是河北有一个例子，节目要播出了，上访的人成百上千的出现。另一个我们处理上也不是太成熟。领导当初有一句评价，说你们把记者和律师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任意鞭挞各级政府。骂得我们头都晕了。我们没想到一心想为农民请命，请出这么一个结果来记者：好象那里面有一个细节，现在还在争议，就是农民下跪的镜头现在回过头看？张：当时没觉得过，当时觉得震撼。我指过了并不是拍摄这场戏过了，但是我们处的环境来说试图播出这样的画面，过了记者：理会你的意思。其他的，比如《生命》啊等等，好多，拍了那么多片子，你的理念和环境有哪些矛盾冲突？张：我在《新闻调查》播出的第一期节目是反对不良文化的，这是命题作文。当初做这个节目带着一种情绪，你不说我新闻纪实，好像比较右，那好，我做一个左的节目给你看看，然后做了这个，我是总导演。我听了以后，心里往下一沉，因为那个节目现在看下来，意识形态那种鞭挞太过了，尽管那些低级庸俗迷信的东西应该批判，但是我的潜词造句大了，过了。当时带着情绪做这个节目，大型人文纪录片河之南全集 汉语中字 BD，我想让你看看这样的节目我也能做。这个节目播出以后，迎合了当初的政治气氛，评价非常好，还获了一个银奖。这个节目完了以后，做得是一个讲中国民族工业不善于保护自己商标遭遇侵权的问题，这个节目做得还行，是及格的东西，但不是什么优秀之作。年底报了一个题，这个题我比较喜欢，这个题有一种民生性，那时候《新闻调查》的选题受限制，要揭黑弄不了，就做主题，这个主题比较好，有很强的民生性，特别采访公安交通管理局副局长，他说了一句话：公交优先实质就是利益的再分配，具体说就是强者让弱者，富人让穷人，官员让百姓，这个话说完以后，我脑子一下建立起一种概念，这个片子主题就是这个东西，因为中国的改革从政治上说有一个比较大的脉络，就是逐渐地强化执政为民的东西，在以往我们的历史上不是这样的。但是那个时候慢慢开始，关注执政为民这个问题。公交优先，公交上坐的着什么人？老百姓，底层的，让公交优先就意味着小轿车少了一条道，小轿车坐的什么人呢？强势，富人官员，所以我对这个片子充满了强烈的创新的欲望。这个片子做得非常舒服，策划也做得非常细拍摄的时候我们住在招待所，早上4点起床，坐了103路无数次。而且这个片子视觉上非常好，这得益于我对影像的高度重视，我对视听语言，什么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