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由当代艺术家徐冰执导、由全国600多个监控摄像头制作的蜻蜓眼，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展出。2020年4月，清华大学清英工作室的学生收集了112段快拍视频，编辑成纪录片短片武汉新年手机，被广泛传播。大量的UGC视频早已广为人知，但专业艺术家和图像创作者使用大量非专业视频材料创作作品，尤其是那些带有纪录片色彩的作品，这可以说是一种新现象。
在这方面，它可以被称为复眼观察--许多昆虫有复眼，蜻蜓有多达280000只眼睛晶体。由数千个视角合成的视觉体验自然与电影眼之后的中心视角不同，而不是散乱的视角。这种复眼观察通过技术图像的呈现影响着我们对世界的感知、理解和理解。
是你做的
如果你寻找谱系，早在10年前，美国导演就曾与YouTube平台合作，邀请世界各地的网民在2010年7月24日录制他们的日常生活。随后，他们收到了来自190个国家的80000多个视频，总长度为4500小时。创意团队最终选择了1125件视频材料，并将其编辑成了一个95分钟的录音特写浮生一天。
这部纪录片以每天从早上到晚上的时间为基础，把世界上讲各种语言、年龄、肤色和阶级的人们联系到了千变万化的生活中，短了几秒钟，长长只是故事的一小部分，比如万花筒，它让人们思考生活的丰富而深刻的意义。就像海报上写的那样，这是第一部用复眼看到的标志性作品。
这种倒退可以进一步进行，即使它能让我们更深入地思考一些图像语法本身，这一点现在很普遍，而且似乎很自然。在19世纪10年代以后出现的现代主义艺术中，拼贴、收藏和蒙太奇盛行，各种不同的含义甚至是不相关的东西相互碰撞，产生了新的作品。美就像缝纫机和一把雨伞在桌子上撞到了一起。例如，包豪斯运动产生了大量的摄影蒙太奇作品。
发明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部电影并没有脱离简朴的记录或传统的戏剧表演模式。现代主义艺术的思想和技巧给了苏联电影大师艾森斯坦很大的启发，蒙太奇最终成为他手中独特的电影艺术语法。
在艾森斯坦对敌人的反驳中，蒙太奇不是加法，而是乘法，即通过图像段落之间的碰撞而不是简单的衔接来创造吸引力和产生新的意义。当然，具体的艺术技巧和具体的思想并不是不可分割的。蒙太奇是他对艾森斯坦的深奥思想和革命信念的一部分，但具体的蒙太奇技术已经被全世界，尤其是好莱坞的电影所学习和吸收，并在相当大的发展之后成为人们熟悉的视频语言。
我们甚至可能认为，以这种方式拍摄图像是很自然的，不拍这样的照片是新鲜的或不正常的。这些分支暂时没有显现出来，重点是：将不同的元素并置起来，激发和产生新的含义，在同一时间和空间里，不相关的事物形成新的事物，这在近百年前就已为现代主义者所接受。然而，随着媒体技术和文化的发展，这一概念一再出现。
法国新潮电影的兴起与便携式手持相机的发明密切相关。2010年之后，手机也渗透到了专业创作领域，2013年奥斯卡获奖纪录片寻找小糖人的最后几分钟被导演们用iphone拍到，因为没钱了。
更重要的是，新媒体技术在大众中扎根，大量不专业的视频作品在新媒体平台上蓬勃发展。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这些技术--文化对公众来说可能比专业电影更重要。专业创作者与非专业人士的合作，产生了浮生一天等标志性作品。
是否从非人类的角度监测图像？
从历史上回来，我们把目光转向蜻蜓的眼睛。徐冰作为当今世界著名的中国艺术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被誉为天书系列。蜻蜓眼是他第一次尝试制作图片，历时81分钟，在过去两年中赢得了国内外众多奖项。2019年8月18日，它以世界形象：徐冰的蜻蜓之眼的名义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展出，作品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值得探讨。
首先，影片的素材来自全国各地的24小时监控摄像机，因此在影片结束时，我们可以在工作人员名单上看到300多个监控摄像机的卫星坐标。徐冰提到，他的团队没有摄影师，但监控录像和我们通常所说的教与会有所不同，不是普通的人使用手机或摄像机、DV等等，而是通过不人道的机器，这种观察是一种不人道的视角。
第二，影片的原始素材有近1万小时，远远超过这些编辑，如此庞大的素材显然需要一个专业的团队来整理和剪辑，普通的个人用户很难处理。因此，这是专业创作者和非专业、不人道的机器之间的人机合作的结果。
第三，如何组织素材？创作者编织了一个完整的故事结构，使它看起来像一部电影。传统的故事片和纪录片之间的隔阂在这部作品中失败了：它是一部故事片，它不受任何操纵的摆布，它都在监控摄影记录，比直接电影的那种飞更直接，甚至更多的苍蝇；它是一部纪录片，一个故事被完全缝合起来，所有这些都是完整的。
监视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在20世纪下半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文学中有一部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思想和学术领域不能回避圆形全景监狱和控制社会的概念。最典型的想象可能是由金·凯里主演的电影杜鲁门世界，它一直被摄像机包围，永远无法到达现实世界。
然而，这些只是20世纪的旧知识，随着21世纪以来社会的新发展，旧的知识已经不能再用今天的监控摄像机来概括了，蜻蜓眼的创新不仅是对人类新形势的一种反映，也是一种新的形象尝试。
这是片段的组合，也是意义的重置。
武汉手机新年由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清英电影制片厂制作，主要创作者也是一名学生。整部影片持续18分钟，由来自77个快手用户的112段短片组成。据说，蜻蜓眼也引起了清华大学清英工作室师生的关注和青睐。不知这是否也成为了手机武汉新年创作的灵感之一。更不用说创作者的主观意图和所吸收的文化资源，从武汉手机新年的角度来看，它可以放在上面的图像序列和文化语境中，具有一些新的特征，值得探索。
首先，素材来源于快速手平台上用户自发上传的短视频。作为一个从一线城市到小城镇、中国老老少少的短视频平台，快首激发了普通民众记录现实的愿望，为他们参与创作开辟了空间。虽然普通用户上传的短片粗糙而震撼，但这种非专业本身对专业纪录片从业者的地位构成了挑战。
第二，碎片蔓延到我们身边，有成千上万张真实的破碎的面孔，比如盲人触摸大象和窥探豹；如何整合碎片以及如何将它们转化为碎片，这还需要更多专业的创造者来完成。由于疫情不能亲自拍摄，自然是电影用这种方式进行创作的因素，但笔者认为，研究和进行形象创作的大学生可以说是在专业从业人员和普通用户之间，这种模糊的身份有利于他们的创新。这种由疫情和身份所带来的偶然和偶然作品是否能为纪录片开辟新的可能性还有待关注。
最后，图像的呈现非常新颖。人们经常用手机拍摄与相机和相机不同的照片，而且经常使用垂直屏幕摄影，这在专业形象创作者看来有点不专业，但所谓的规范和专业是在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谁能保证未来视频的主流不是垂直图片？
一方面，电影的创作者将许多垂直屏幕视频带入水平画面，试图保持新媒体视频的真实色彩和原味；另一方面，与传统蒙太奇序列的组合不同，同一屏幕上的空间并置带来了新的视觉体验。
素食者的创造带来了新的想象力。
斯蒂格勒在中国美术学院的演讲中说：将来，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专业的作家和艺术家，你必须是业余的，而不是业余的，更感兴趣的，是一名专业的业余的业余的。笔者认为蜻蜓之眼和武汉新年手机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也许这句话太激进了，但作为业余爱好者，每天都要对豆印、快首、碧梨进行大量的白手起家的想象，这必然会给纪录片的人们带来一定的兴奋和思考，以便更好地探索前进的道路。
20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电视事业的蓬勃发展，出版了无数摄影作品的著名画报生活因电视的影响而停刊。摄影师平卓马对此评论道：作为公共代言人，通过记者向公众传播‘真相’的传播形式已经瓦解。这种形式将继续在更加集中和独家的电视中继续存在，摄影已秘密地向公众靠拢。
如今，面对新媒体的冲击，纪录片似乎在某种程度上重复了当时摄影的命运，所谓的公众不是艺术家的后备军队，他们在所谓的艺术体系中学习了所谓的艺术家的审美坏习惯，不是模仿庸俗的美学和教育家，而是一个真正无名的素食主义者。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而且正在发生，比如业余人士收集的字幕群、众筹资金、开源共享等等。
从这个意义上说，将照片改为纪录片，这是中平卓玛另一段的主题，通常是及时的：纪录片不关心是谁制作的，而是如何向世界展示，从中评价纪录片最原始的特征，而纪录片真正是匿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