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影像定格心象 转初见杨延康，一身宽松棉料衣裳，脖子上挂一串佛珠，脸上一直挂着安静微笑，剃了光头，身形高大的他说话轻言细语，谈话时他很注意别人的观点，既不乐意别人打断自己的谈话，也不会打断别人的发言。杨延康成为摄影师之前，他当过10年的安顺织袜厂的机修工人。30岁时，他来到深圳闯荡，成了一名厨师。“1984年12月31日，那个日子是刻在我骨子里的。两天前，我从老家安顺跟随一辆装满厨具的大卡车颠簸两天到了深圳，在一家酒店准备做面点师傅。1个月后他便辞职离开了酒店，到桂园路13号《现代摄影》杂志社做发行员，在这里开启了他对摄影的爱好。 “李媚大姐是我最重要的一位摄影的老师。我没有受过摄影训练，没有读过摄影的专修学校，只是在一个杂志社做一个发行人员。但当我看到大量的摄影来稿，还有每期杂志上主编李媚所表述出来的摄影思想，让我获益非浅。”杨延康说。《现代摄影》是当时国内比较先锋的摄影杂志，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王宁德、韩磊、包括后来的杨延康……从这里走出了很多优秀的摄影师。后来经李媚的介绍，杨延康认识了陕西摄影名家侯登科、胡武功、石宝琇，每年他有20天的创作假和20天的探亲假，他利用这40天假期前往西北去学习。之后，杨延康为了摄影主动放弃了“铁饭碗”。在杨延康的照片公布之前，许多人“谈麻色变”。在杨延康的镜头下，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麻风病人有多么痛苦，而是像常人一样的日常生活，他们也会遛鸟，也会捕鱼，也能上学读书。杨延康带着一种人文关怀，从平视甚至仰视的角度去观察麻风病人的生活，而他的照片也打动了世人。杨延康说，摄影人在拍别人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拍自己，只有遇到那些能够触动自己心灵的画面时，才会按下镜头。 “在中国乡村，特别是高原贫困的藏民居住区，民众虽然物质贫乏，但是精神富足。乡村民众注重心灵的追求，对生活更执有感恩的心态。”杨延康介绍，自己的镜头看向乡村，就是想把中国乡村民众纯朴、感恩以及与世无争的生活态度传达于世人。他用了十年的时间投入藏传佛教的拍摄。采访中，影视视频制作杨延康反复提到“信仰”二字，他认为，信仰就是“灵魂的引导，它是高于艺术之上的”。正如他的自述：“我用磕长头般的信念去忠诚于影像艺术，用信仰之绳平静地系上一个心结，真正明白摄影的价值和意义。近日，其最新画册《心象》出版，作品“千中选一”，为这十年来的81幅诚意之作。他以游客的身份“闯入”藏区，但他没有游客的猎奇心理，而是潜心学习藏族礼仪，融入藏民的生活。久而久之，央视电视剧频道副总监黄海涛被带走调查，当杨延康只身穿行于西部多省的藏区时，他也成了“当地人”。10年间，杨延康每年会有8个月的时间深入到乡村之中，体验生活，沉淀自己。Focusky动画演示大师 v3，他说：“我起初也被藏地风光、民俗所吸引，拍了一些赛马、雪山，藏族服饰，后来一些念头冒出来：脱掉这些服饰，藏人的内心是什么样的？怎样去度过信仰生活？什么才是他们的精神家园？我尝试和他们相处，发现只有生活在一起，才能触碰藏人真实而坚忍的内心。” 十年藏地摄影，杨延康觉得自己越来越像回到原乡，回到自己最初的状态，浮躁的城市呆久了，企业宣传片制作他就想逃离，只有在藏地，旅游 与松江来一场浪漫约会吧他才感觉自己是安宁的。在西藏，杨延康让一切随缘，在这个寺庙住一阵子，认识一位喇嘛，然后让这位喇嘛带着去认识下一站寺庙的下一位喇嘛，公司宣传片拍摄跟着进藏的运输车跑到下一个驿站，走一路拍一路，“影像特别饱满的时刻，就是最打动我的时刻。”他说。《心象》的封面，是杨延康2005年在青海拍摄的作品《站立山顶的僧人》。片中的主角“弱巴”是青海的僧人，现在成为了杨延康的“小兄弟”。杨延康回忆当时的拍摄过程，他说：“2005年某日清晨，我和弱巴相约去丹斗寺朝圣，拄着木杖，我们走了7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当到达山顶的那一刻，弱巴一手拄杖，一手摆动挥舞，面前是蜿蜒的黄河和巍峨的群山，站在身后的我，被眼前的画面惊呆，于是咔嚓一下，按动快门。” 著名策展人顾铮评价杨延康的《心象》系列，是当代西藏摄影中无可置疑的优秀作品。他说：“《心象》系列作为一部纪实摄影作品，它对于藏民生活的描述，往往坐实了我们的西藏想象的某些部分，真切再现了有关藏地风光与藏民生活。但是，人物和肖像的完美摄影技巧，我们也从他的这些照片发现，他的摄影并不只是再现，同时也在超越现实的具体性而达成某种精神性方面作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