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导演朱聂良拍摄纪录片20年，在中国定居七年，出人意料地成为外交部记者招待会上的话题。最近，他访问并拍摄了武汉的十部纪录片好久不见，武汉，引起了国内外网民的关注。
7月3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建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了这部纪录片，他说这部纪录片贴近公众，朴实无华，并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平易近人、温馨的节目，以更好地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情谊。
这部纪录片的流行也引起了日本导演内良·塔基的注意。中日两国媒体都注意到梁叔叔如何看待武汉的疫情和新奇的冠状病毒。竹内良在采访中也一再表示，他想向所有人展示真正的武汉和希望摆脱日本对武汉的偏见。
几天前，南都采访了朱乃良，再一次谈到了好久不见，武汉和他的一系列中国防疫纪录片。这一次，梁大叔说了很多未公开的内容，以及他对如何从外人的角度来真正讲述中国故事的想法。
抵达武汉后，我澄清了许多误解。
南都：外交部发言人喜欢这部纪录片吗？好久不见，武汉。
竹·尼良：很惊讶，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在办公室。我妻子的朋友告诉她她告诉了我。我不知道外交部会在会上回答这个问题。整个公司都说：哇，这太好了。公司里的每个人都是这样反应的。
南都：现在的纪录片广播量是多少？
竹内良：这部纪录片于6月26日晚在十个平台上同步发行，点击率每天都在增加，到目前为止，网络浏览量应该已经超过2500万了。
南都：你为什么要拍这样一部纪录片？
竹内良：由于新的冠状病毒疫情，世界各地的很多人都在关注武汉。在这场疫情中，大家都在读新闻来了解武汉的真伪，国外也有一些假消息，说武汉很多人死了，特别危险，武汉政府在撒谎，甚至还有一些极端的信息。我相信中国国家媒体的报道，但我更愿意亲眼看看武汉是什么样的。
竹内良抵达武汉，纪录片截图
南都：你拍这部纪录片的目的是什么？
竹内良：其实制作纪录片的初衷是希望更多的日本人能了解武汉，我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真正的武汉，不仅是为了中国人，也是为了外国人。
日本人，或者说外国人，对武汉知之甚少，在疫情爆发前几乎没有人知道。在疫情发生后，日本人知道武汉仅限于新型冠状病毒。他们通过电视新闻了解到前线的医生和病人，知道华南和莱山医院有海鲜市场，这是他们对武汉的唯一了解。
我从一月底就想去武汉看它，但是武汉封锁了这个城市直到四月。当我们第一次打开它的时候，我们觉得现在安全还为时过早。我们第一次拍摄了南京防疫现场，并决定在五月再去武汉拍摄。后来，南京防疫现场在互联网上流行起来，许多公司来合作，五月和许多其他工作，最后只能把去武汉的计划推迟到六月。
南都：你去武汉后，有没有澄清误解？
竹尼良：我纪录片的第一个故事是拍摄南华海鲜市场。在我去之前，我一直以为华南海鲜市场在卖游戏，这一定是一个旧的、更坏的市场，但在我去之后，我发现我的认知是完全错误的。原来这个市场很大，就在市中心，每天都有很多人去那里买东西，这对武汉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常蔬菜市场，那里的人也告诉我这里没有蝙蝠。武汉吃蝙蝠的人不多，南方海鲜市场受感染的人数也不多，这对我来说是很意外的。
竹内良参观华南海鲜市场(图中右侧建筑)。纪录片截图
南都：你去武汉旅行还有什么让你吃惊的？
竹内良：武汉的气氛。虽然有报道说武汉的新感染人数为零，但我认为整个武汉仍处于更加紧张的状态。抵达武汉后，我发现街上走的人较少，吃夜宵和购物的人也少得多，但街上的人却很放松，就像南京一样。
然而，我们发现武汉的经济仍然受到影响，餐馆吃饭的人寥寥无几，许多商店前贴着租赁告示，这与南京完全不同。南京的经济也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但没有那么严重。
最怕武汉的是，武汉人说日本人拍的武汉是假的。
南都：你去武汉之前做了什么准备？
竹内良：今年5月，我在微博上招募了武汉市民做志愿者。当时有100多人报名。团队花了两周时间给100多人打了电话，并对每个人的细节进行了分类。我们挑选了10名受试者，枪击事件基本上与一些关键因素有关，比如南华海鲜市场、莱山医院等。其中包括被诊断感染的病人，以及医护人员。
纪录片截图
南都：你去武汉拍照的时候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竹内良：拍摄进行得很顺利。我非常感谢很多武汉人帮助我们降低成本。当地的武汉人为我们提供了住处，帮助我们开车。5月中旬，当我们在微博上招募主角时，很多武汉人都报名了。许多人说：我不满足拍摄的要求，但我想做你的助手。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我们的粉丝，他们想要帮助我们，更多的人想要向你传达现在的武汉，现在的武汉特别强大。
拆封后，去武汉的外来者不多，尤其是拍武汉的。武汉宾馆的前台告诉我，我们是武汉解封后第一批入住酒店的外宾，所以如果有外地人到武汉拍摄，他们会为武汉人感到高兴，我在武汉遇到的每个人都对我表示感谢。
南都：你三年前去过武汉，你觉得这次旅行怎么样？
朱乃良：三年前去武汉，因为我们在拍摄我住在这里的原因，记录一位日本祖父在武汉的生活。他开了一家咖喱店，只觉得这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大城市。
这一次，武汉的风景依然很美，但随着烟花的增加，我们接触到了很多武汉人，他们非常热情。似乎是因为这个疫情，每个人都对武汉感兴趣。过去，武汉只是许多城市中的一个，但现在武汉似乎不同了。
南都：你怎么理解不同的？
竹内良：如果人们有故事，他们一定会倾注感情和思想去看世界。如果你去日本看一座寺庙，看上去很普遍，但如果导游说这座寺庙是日本最具历史意义的寺庙，有1300年的历史，而创办人是中国人，一位几千年前横渡大洋的僧侣，你马上就会对这座寺庙有不同的感觉。
我过去看黄鹤楼时没有任何感情。疫情过后，我看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动。看到武汉的一切，我感到非常感动。我相信每一个去武汉的人都会很感动。我们都知道武汉在这段时间里的故事，也知道了解武汉有多难。
竹内良和被访者参观了黄鹤楼。纪录片截图
南都：你在纪录片好久不见，武汉中拍摄了10名武汉人的故事。你最喜欢哪个故事？
竹内良：我非常喜欢庄园(故事主角)的故事。她的祖父死于新的冠状病毒疫情。这是100多人中唯一的亲戚。她的母亲和二姑妈也感染了新冠肺炎。她的二姑姑住在新冠肺炎，在回家前做了41次核酸测试。
一般来说，我们不会在镜头前和你分享悲伤的故事，我们不想回头看这样的经历，但是她的勇气和勇气，愿意在我们的镜头前说话，我很感动。
南都：疫情过后，武汉和武汉人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竹内良：我能感觉到武汉人珍惜我身边的人，珍惜现在的生活，珍惜生活，他们没有强烈的物质欲望，他们不一定是成功的人，他们必须赚很多钱，必须结婚，希望过自己的生活。整个城市的节奏也很慢，不那么焦虑。我不喜欢大城市的快节奏生活，所以我非常喜欢他们，非常喜欢武汉。
南都：你有没有想过，这部纪录片播出后会受到如此多的关注？
竹内良：完全出乎意料。事实上，我最关心的是武汉人的评论，因为我是外国人，只在武汉呆了10天。我不知道整个武汉。我不敢说：这张日本的照片武汉是假的，这不是我们的武汉。后来，我特别读到了这些评论，很多武汉人说这是真正的武汉，我很荣幸和感动。
南都：除了注意，这部纪录片对摄影师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
朱乃良：几天前，电影里的日本餐馆老板打电话告诉我，由于这部电影，日本餐馆现在生意很好，英语老师肮脏的辫子熊也很受大家欢迎，她告诉我，学生们看了这部纪录片，她成了学校的明星，我很高兴得到这些反馈。
我记得当她说一些令我印象深刻的话时，我曾采访过她：虽然疫情是一件坏事，但武汉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反过来，这也是件好事。
我认为这个想法特别好。短期内，武汉对外国人的印象可能不是很好，但全世界都知道武汉。从长远来看，几年后，如果武汉有了新的发展，武汉人就会有一个新的故事，每个人都会更加关注它，这是好的一面。
我不认为有必要制作积极的能源电影，这样外部世界就很难准确地理解中国。
南都：在纪录片流行之后，这部纪录片对你个人和公司有什么影响？
竹内良：事实上，纪录片是赚不到钱的，拍摄完全出于我个人的兴趣，我们一直在做我们想做的事情，以提高人们的认识，吸引更多的公司谈论合作，并与其他项目一起制作纪录片来赚钱。电影播出后，很多赞助商都来和我们合作。
最初，由于几个疫情项目已经消失，公司将无法生存。南京防疫现场拯救了我们，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额外的工作。现在很久不见了，武汉，在更多的合作项目之后，目前的税收支持公司可能会好一两年。
南都：疫情爆发后，你连续拍摄了两段关于疫情的视频，你为什么这么担心疫情？
朱聂良：我住在中国南京。疫情与我的生活息息相关。我非常感兴趣。报道疫情和所有记者一样。
竹内良登南京地铁广告
南都：南京防疫站详细记录了南京的防疫措施，你认为中国的抗药性如何？
朱乃良：据我所知，我认为南京的防疫措施很好。南京的防疫措施特别严格，人民的生活会很安全。我从武汉冲回南京，当大家都要做核酸检测时，我们直接到巴士上隔离酒店进行核酸检测，隔天在隔离酒店呆了一天，结果是阴性的，我们也很愿意合作，这些都是免费的，这特别棒。
在日本，检测是花钱的。但日本也有好的一面。日本人有很强的防疫意识。日本人比较干净，容易上瘾。他们经常洗手消毒。虽然日本尚未完全控制疫情，但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低于欧美。
南都：当你提到要向你展示武汉的真实情况时，你想如何让外界更准确地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
竹内良：这真的很难，也很难。我在中国的对外宣传和宣传中看到的所有电影都在称赞中国是多么的好。事实上，外国人会恨中国，他们越生气，他们就越生气。这种宣传的方式和观念需要改变。因为外国人不相信中国人自己说中国是好的，他们觉得自己是假的。
做有效的对外宣传，或从外国人的角度客观地介绍中国，不要自夸；另一种最快、最直接的方式是向世界出口文化产品，向世界展示文化。
日本的宣传是以动画、动画、电影、电视等文化产品为基础的，这些都不是日本政府制造的，完全依靠人民。美国也是如此，好莱坞电影在美国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他说：我认为政府可以尽力支持市民的文化，支持中国电影、漫画和游戏，让艺术家发挥自己的优势，政府只会给予支持，而无须主动做太明显的宣传。
中国有很多好的卡通、游戏和电影，但外国人很少知道，日本人也知之甚少。他们最近终于学会了豆异，但很多日本人不知道TikTok是中国的应用。
南都：你在公共场合多次提到积极能量，在防疫期间，你也表示希望日本媒体多报道积极能量。你怎么理解积极能量？
竹内良：我不认为我一定要拍积极的能量电影，也许我很乐观，很随便，这可能和我的角色有关，我没有背光的一面，很多事情都是自然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可以选择积极的能量。
在流行时期，日本媒体会责骂政府，整个环境都会互相责骂，我认为这会很影响团结和抗击疫情，我也希望日本媒体尽量报道在前线工作的积极的医生和护士，以及在前线努力工作的人，否则，他们就无法团结起来与流行病作斗争了。
一个社会一直处于互相责骂的糟糕状态，虽然我们需要批评，但要找到平衡点，总是赞扬它是不好的。我认为中国媒体也应该这样做。我想尽量平衡它。
制作纪录片是一种冒险。中国对我有很强的吸引力。
南都：你为什么选择辞职来中国？
竹儿·尼良：我非常喜欢中国。我拍了20年的纪录片，一直在拍中国。我对在中国的拍摄不厌其烦。每一次都会发生新的事情。我认为中国很有趣，人们也很有趣，拍摄中国很有趣，对我很有吸引力。
中国的每个人都有很强的个性，每个人似乎都有不同的想法、做法、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日本是不同的，日本人的特点是最好和其他人一样，不要突出个性，这是日本最大的特点。
南都：纪录片对你意味着什么？
竹·尼良：纪录片是我最喜欢的东西。我是一个很好奇的人，通过拍摄我可以看到别人的世界，看到不同的人的生活、事业和生活。我去过不同的国家，拍摄了很多人的生活，底层的人，比如无家可归的人，社会的上层阶级都被拍摄了，这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
在拍摄、编辑、制作作品之后，这就是创作的乐趣，就像创作一件艺术品一样。与最大的电影不同，纪录片更像是一场冒险。我们拍摄的是真人，没有剧本，我每天都不知道该拍什么，每次我都不知道最后一天拍的是什么，直到最后一天我才知道自己拍了多少素材。
南都：日本人在中国拍纪录片有什么好处和困难？
竹内良：最大的困难是语言问题。我听不懂一些方言和习语，但我没有遇到其他障碍和困难。优势可能是新奇的，我对中国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对观众来说，这是外国人拍的一张中文照片，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更独特的视角，对观众来说会很有吸引力。
司机开玩笑说：中国人太差了。纪录片截图
南都：作为一个住在南京的日本人，你会因为历史原因而感到不友好吗？
朱乃良：关于住在南京的日本人的身份，很多朋友问过我，但我感觉不到待遇上的差别，在南京，我从来没有被欺负过，一次也没有，他们特别友好和宽容。
在我来南京之前，我很担心我的儿子在我上学的时候会不会被同学欺负，但从来没有，他们都和睦相处。南京人非常开放和包容，南京是一个古老的首都，但也是一个非常开放和包容的城市。
南都：下一部纪录片的重点是什么？
朱乃良：我想搞后流行时代。在流行期间，中国发展了许多新技术，比如云办公室，之后，我想拍一部以科技为主题的纪录片。
南都记者蒋晓天宋成汉北京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