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十年前便完成的纪录片那场暴风骤雨已经从郭长兴、刘福德或老丁太太的脸上消失了。当蒋樾见到他们时，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村的这些老人都已经走到了人生尽头。他们花白的头发都梳理得整整齐齐，穿着干净的衣服，坐在螺丝店里、轮椅上或是毛主席画像前，笑容腼腆，说话轻而谨慎，仿佛在努力压制着藏在他体内那段洪水般凶猛的历史但往事从没有真正在平息，刘福德清楚地记得，地主“韩老六”住着并不是很好的房子，老丁太太则对自己决定他人生死的权力念念不忘。六十多年前，暴风骤雨从这些普通人身上呼啸而过，卷翻了他们生活的元宝村，并从这里涌向全国。当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和同名电影随着新政权传遍全国时，他们都成为一种符号。这个符号试图让人看到的，既有旧社会的苦难和不堪，也有新社会的优越和希望。 也就从那时候起，位于东北一隅的小村汇入了时代巨流，随之起起落落。真实的元宝村和真实的往事都遮蔽在巨流下面，被许多人咽到肚子里。等到2005年蒋樾来到这里时，打开录像机时，其中一些往事，已经被带进了棺材里。 但那些还活着的人，却吞吞吐吐张开了嘴。他们翻检旧事，凑出了一个外人从未真正进入过的元宝村，拼出一场暴风骤雨的真实样貌工作队在全国第一支土改工作队到来之前，公司宣传片拍摄元宝村像大多数1946年春天的中国村庄一样，贫穷、安静，还有些压抑。多数人为了生计而忙碌：浪荡汉赵光腚穷得穿不起新裤子；长工张殿荣给人卖力气谋生；即便是地主韩凤歧，也要靠养猪和老婆替学生们做校服来赚些外快。 在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中，这里被称作“元茂屯”。这个草屋顶上长满青苔的地方，正度过暴风骤雨前最后的宁静。离韩老六被批斗还有段日子；后来成为农会主任的郭长兴，此时还是郭孩子，穷得叮当响。那个某种程度上改变他一生的作家周立波，还没有进入他的生活。 但风正向这里吹来。曾任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老人张向凌记得清楚，当时中共东北局的决议是：干部们脱下西装和皮鞋，丢开汽车，成立工作队，到乡下发动群众。他们的目的，用纪录片《民主东北》的话说，是“用一切力量帮助被压迫的群众翻身”。 工作队是被一架马车拉到元宝村的。有人记得，时间大约是正月刚过。也有人记得，时间似乎是七月份。 电影《暴风骤雨》用人们熟悉的手法记述了这个场景。一身正气的工作队员向和气的乡民借住，并得到了热切地回应——这应该是真实的，与此相交错的是另一种复杂情绪。这种复杂情绪在后来讲述的老人们嘴里流露出来：老实巴交、甚至还有点懦弱的元宝村人，对这些陌生人客气而狐疑。 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们生活得都并不舒适，需要改变。跟着工作队来到元宝村的年轻人于洋，后来成了电影《暴风骤雨》的主演。他记得，这里房子四面透风，冬天格外难过。 但鼓动这些看起来受尽苦难的农民起来反抗，却并没有想象中容易。比如，当一个给韩老六扛活的农民被反复问及他的悲惨遭遇时，竟然没头没脑地说：我给他扛活他给我钱啊。 在这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庄稼汉子来说，“我没有钱雇他，我就得给他干”是最朴素的逻辑。至于“压迫”、“团结”这些工作队员带来的新鲜词儿，他还太陌生，听不大懂。 结果，感悟人生系列谈78在工作队员热情宣扬的当口，农民们就在边上懒洋洋的打架、抽烟，或是互相嘀咕。电影《暴风骤雨》记录下这个令人尴尬的时刻。以至于头一个月，工作队员都闷闷不乐的。“群众挺难发动的，光发动群众发动了一个来月。” 直到采取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动员手段，这一切才有了改观。一个叫小王的通讯员，隔三差五就到郭长兴家。那时候，郭长兴住在韩老六家路南，一趟“小趴趴房”，一看就是穷人家。帮他扫院子、挑水，交朋友。 从其他地区调到新成立的“元宝区”担任区委副书记时，公司宣传片拍摄周立波38岁。据说，他喜欢到村民家“唠嗑”，坐在炕上给他们说笑话，教他们唱革命歌曲。 对周立波，元宝村的村民并没有谈论太多，只记得他是工作队员，口袋里总是装着笔和本子，抄抄记记。要等到郭长兴(小说中名为郭全海)、韩老六和元宝村一起，随着周立波的小说红遍全国时，很多人才恍然大悟：原来周立波是个作家电影《暴风骤雨》，1961年/谢铁骊 导演动员最开始的交流，是在一夜接一夜的思想工作中进行的。苦大仇深、非常穷的人，成了最明确的团结对象。引领福格森实现产品多样化，这是“压迫最深的人”，是“基本群众”——当然，这是工作队成员事后回忆的措辞几十年后，农民刘福德则用了另一种表述：“有些人品质不好，正因为他有这个特点，他能帮着把这个运动掀起来，有那么点积极作用吧。”说这话时，可口可乐的促销策略。刘德福穿着一身整齐的蓝色劳动布衣服。面对镜头，他脸上不时露出生活馈赠的略带油滑的笑容这些吃不上、穿不上，外面有饥荒甚至要饭的人，被乡村们称为“穷头儿”们。一个后来在某市党办工作的工作队员，则选用更直白的语气坦陈：最先靠近工作队、积极参加运动的，“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的人多“工作队来了，油头滑脑地给你汇报很多工作，把他当成积极分子，这种情况也有。”事隔多年，于洋说起这个来还有些懊恼对象选定以后，宣讲开始了。电影《暴风骤雨》里，这个场面是饶有意味的：周立波对着一群表情略显迷惘的听众宣布：今天在座的，都是受苦的穷哥们，伪满苦害咱们十四年，大粮户压迫咱们好多辈子。“如今是咱们穷人的天下了。” 鉴于批斗也是一门需要后天启发的技巧，宣讲会之后又出现了训练班，内容也延续了贴近群众的宗旨。周立波学着用东北话跟大家算账，教大家明白“地主怎么剥削人”“农民的觉悟很快就发动起来了。”说到这里，当年的工作队队员有些兴奋不过，最能激起阶级仇恨的是诉苦。这是一名昔日农会干部对着摄像机总结的经验。因此，当外号“赵光腚子”的农民赵玉林站出来，要“主动说说心里话”时，局面似乎即将打开。用于洋的话说，敢和地主阶级来斗争，来清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老辈人都还记得赵玉林。在北庙扛大活，“老棉裤都坏了，大伙跟他闹笑话”。他声泪俱下的诉苦也被拍摄进电影《暴风骤雨》里。工作队员的评价是：诉苦诉得不错接下来就顺理成章：一个接一个的诉苦者，越来越激动的表情和动作。最后，这些原本就存在、或是被牵引出的苦难汇成一句话。电影《暴风骤雨》里，一个声音喊道：乡亲们，要报仇的跟我走事后看来，当地人面对这种突然到来的风潮，情绪复杂得很。当高凤桐戴着黑框的老花镜回忆时，他记得，工作队员找了他好几次，听他唠嗑。“那就照实说呗，咱也不会编啥，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这个笑容憨厚的白发老头沉吟了会儿，补充道：“咱也不知道枪毙那么多人啊。” “早知道枪毙这么些人的话，咱也撒点谎，大罪化小罪。”说完这句话，他陷入暂时的沉默而电影里，工作队员找到“郭孩子”时，他这样回答：“那就把韩老六抓起来，崩了他。” 地主郭长兴对韩老六的记忆是这样的：他走道老是戴着帽子，穿长布衫，拄着棍，个子很高挑，走道“板板整整的”。电影《暴风骤雨》里，被称作“韩老六”的这个地主分子，正是这样一副形象郭长兴家租种着韩老六家的地，据说两家“的确有阶级仇恨”。而在周立波广为流传的小说和同名电影里，韩老六被塑造成奸猾、贪婪和凶残的恶霸。这大大鼓励了在更广大地区推动土改运动的进程对这个“满洲国治安农会会长”、“韩保长”，人们的记忆参差多态。他是外来户，高凤桐数了下，他在这里干了六年，“也是群众选的”高凤桐记得，韩老六家“穷不喽嗖的，整两个钱，也维持不着啥生活”。他的老婆在小学教音乐，放学回家没啥事，做点衣服给小学生做操衣与电影里住大房子、满屋宝贝的生活不同，村民吕克胜的记忆是，韩家有那么三件小草房，高矮有棚那么高。唯一值得称道的，企业宣传片制作是“有点儿玻璃”“韩老六实际上他妈的也没有啥，” 一个老人说到这里特意放低了语气，“和那个书上写的不一样。” 关于韩老六的话题，引起了人们对“地主”们的集体回忆。打从记事时起，高凤桐注意到，那些有名的地主，比如李兴广、贾明其和刘罗锅子，虽然家里有车有马，但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两个钱就买点地，攒两个钱就买点地，都是这样的地主”农民刘志国也对地主们“一块豆腐割两半吃两顿”的情景印象深刻。那时候，一块豆腐一分钱。刘志国还记得，一到清早，地主撅着棉裤撅着棉袄腰里扎个绳子，“一弯腰都露肉”被没收了家产的“原地主”李茂修，也终于敢公开自己的抱怨，尽管声音还有些低沉：“我苦苦挣来的，省吃俭用，没有偷没有抢没有劫……” 甚至于，连工作队的年轻人于洋一开始也产生了疑问。刚开始，他想不通：地主们也有劳动啊，干嘛对他们这样，分他们财产，分他们的土地。后来，经过老同志们的指点，他才受了“教育”农民们也许是太过宽容了。做动员工作的时候，讲到地主的罪行，农民们也会附和着说“地主剥削人”。可接下来有的人话锋一转：人家到时候铲地铲最累的时候，割地割最累的时候，那也真犒劳。这让积极分子郭长兴至今还抱怨：“我们作为工作队就觉得，这时候你说这个干什么?” “只能说地主啊、IMAX 3D 电影工业的末路拯救者，富农啊，比一般人能宽裕点儿，这是真的。也得去劳动，吃的也都是一般粗粮。”刘德福操着一个老人特有的缓慢语气，试图总结这段历史，“不过你可以想象，两级分化，必然到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人想要改变它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