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闪的红星拍摄始末会期拉的很长，足足开了将近半年，直到1973年3月座谈会才结束。八一电影制片厂革委会主任彭波回到八一厂来不及喘一口气，马上召集故事片创作人员，琢磨领会江青的讲话精神。烟雾缭绕之后，大家一致认为拍故事片可以从儿童片入手，因为这样既可以响应首长的号召，又容易出新。大精神一定，大家分头寻找创作题材。曾因拍摄《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等样板戏而出名的摄影张冬凉，背负着八一厂主创人员的担子，四处寻找创作素材。有一次，他回到家中，心里正琢磨着儿童故事片的事情。无意间，广播评书的声音在耳际飘过。他发现孩子们正在专注的听广播，就顺便问了一句：“广播的是什么？那么吸引你们。”孩子们扭了一下头：“中央广播电台的小说连播《闪闪的红星》，说的是儿童团员潘冬子的故事，可好听了。”张冬凉眼睛不觉一亮：“儿童团员潘冬子！”他也俯下身子听起了小说连播，果然很吸引人。张冬凉马上找来小说仔细看了一遍，觉得很有改编电影的基础，他便向厂革委会主任彭波作了汇报，建议拍成电影小说《闪闪的红星》由济南军区创作部的李心田创作而成，他在1961年就创作过《两个小八路》，驾御儿童题材也是轻车熟路。《闪闪的红星》原名《战斗的童年》，故事源于李心田的真实感受。李心田曾在南京军区任部队速成中学教员，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儿子许光，政治部主任鲍先志的儿子鲍声苏，都曾跟随李心田学文化。他们俩都是长征前留在家乡，全国解放后才找到父亲的，童年生活极富传奇色彩。另外，江西根据地有位红军儿子千里寻父的故事也给李心田提供了创作素材。长征时，这名红军给家中留下一顶帽子，帽子里有他的名字。后来，红军的儿子拿着这顶帽子找到了他的父亲。帽子上那颗红星紧紧地吸引了李心田，他决定把这些红军后代的战斗故事写成小说历时两年多，1964年李心田完成小说《战斗的童年》。故事描写了年仅十岁的潘冬子一心想参加红军，这不仅因为冬子的爸爸就是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更因为冬子发誓要为被敌人残杀的妈妈报仇。怀着这个心愿，冬子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冒险为游击队送盐、送信，并在残酷的斗争中逐渐成长为一名红军战士。小说原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约定出版。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战斗的童年》出版事宜被搁置下来。直到197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恢复出版业务，出版社重新向李心田约稿，他又从箱子底把《战斗的童年》拿出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经过一番审查和论证，决定出版小说，但是出版社感到《战斗的童年》做书名太流于一般化，要求改个名字。李心田苦想了两天，最终把小说名字改为《闪闪的红星》。书印出来不久，故事就流传开来。接着，中央广播电台也连续广播《闪闪的红星》。很快，小说《闪闪的红星》又被译成英、日、法、越等文字彭波是个细心人，他拿着小说《闪闪的红星》，埋头琢磨了一下。《闪闪的红星》出版于“文革”中，中央广播电台又连续转播，看来政治上站的住；小说又是儿童题材，也符合江青的意思；同时《闪闪的红星》是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的本子，说来拍摄革命军事影片也是八一厂的拿手项目。经过一番论证，八一厂就正式向总政和中央文化组申报了选题出人意料的是上面审批得非常顺利，1973年4月，文化组便正式向八一厂下派了“为儿童拍摄电影”的任务。八一厂迅速组建了《闪闪的红星》电影剧本创作组，确定由陆柱国、王愿坚、王汝俊、曹欣、陈亚丁等人负责小说改编。陆柱国负责初稿写作，此前他已经写过《海鹰》、《战火中的青春》、《雷锋》等电影剧本，创作正处于旺盛期。加之，他又有赣南苏区的生活经历，对小说的背景比较熟悉，陆柱国的初稿很快写就。接下来，以陆柱国初稿为底本，大家一章章、一节节反复推敲研究。最后，再由王愿坚润色定稿。7月底，《闪闪的红星》的电影剧本正式敲定下来电影剧本创作期间，彭波开始物色摄制组的主创人员。他把八一厂的名导演在脑海中过了一遍，觉得李俊导演最合适。其一，李俊早已从牛棚中解禁出来，现在可以进行创作了，政治上是可以打保票的；其二，李俊拍摄过《回民支队》、《农奴》等优秀献礼片，业务上是一流的。为了加强创作力量，彭波还在导演组里加进了因为拍摄《苦菜花》而出名的李昂。影片摄影，彭波自然想到了张冬凉，他为《闪闪的红星》电影剧本费了很多心思，而且又是“样板戏”的当红摄影。同时还配备了年轻的摄影师蔡继谓作为副摄影，他此前已经拍摄过《海鹰》、《槐树庄》等影片。摄制组敲定下来，《闪闪的红星》作为八一厂的第一部“文革”故事片便拉开了拍摄序幕《闪闪的红星》摄制组刚成立的时候，张冬凉任组长。不久，张冬凉被江青指名担任“样板戏”《平原作战》摄制组组长兼摄影，拍摄《闪闪的红星》的重担就全压在了李俊导演身上。不久，李俊被任命为摄制组第一导演、组长、党支部书记。李俊成了业务、行政、思想“三位一体”的核心人物。李俊虽是“三位一体”，却懂得超脱的窍门，只抓“主要矛盾”，拿大主意，遇到组内不同派别的人打派仗发生纠纷时，更是置身事外，决不参与。李俊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分镜头剧本上。他将手中的权力尽量下放，行政方面由制片去落实，党务交给支部的协理员去做，挑选演员的工作专门由几个副导演负责《闪闪的红星》的演员选拔工作确实费了不少周折，最先敲定下来的是除冬子、自媒体平台此起彼伏，椿伢子之外的成年演员。扮演冬子父亲的是八一厂演员剧团的赵汝平，他是厂里较为成熟的演员，曾在《烈火真金》、《碧空雄师》、《英雄坦克手》和《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影片中有出色表现。更为重要的是，赵汝平曾经被江青评价过：“气质不错。”这样，赵汝平算是政治业务双保险，最先一路绿灯通过。冬子妈则由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员郑振瑶扮演，她演过多部话剧，表演细腻，善于刻画人物心理活动，被誉为话剧舞台上的“奇花”。《闪闪的红星》是郑振瑶第一次亮相银幕，定型照一出来，大家一致叫好，因此，不做背景墙 奇瑞体育营销妙植品牌，郑振瑶也定下来。宋大爹由八一厂名角高宝成扮演，他以神似老农著称。剧中另一个主要人物胡汉三非常抢手，厂内外来了好几位竞争者。最后，摄制组决定让他们在西山试镜，然后送交总政领导去审查，由“上面”批准谁来演。经过筛选，最终领导和导演都认为刘江的条件比较优越——“更像这个坏人”。于是，刘江就变成了“胡汉三”当然，选演员最费功夫的还是寻找扮演冬子和椿伢子的演员。企业宣传片制作李俊在精心构思导演台本的同时，也非常关注少年演员的筛选工作。为了能够选到满意的少年演员，李俊把选拔和培训冬子演员的任务交给演员出身的副导演师伟去做，并嘱托随时保持联系。师玮在“文革”前已经出名，她是少女型明星，主演过《儿女亲事》、《一场风波》、《母亲》、《秘密图纸》等多部影片，选拔演员自然是行家里手。后来，李俊导演高度评价师伟，他常说：“两个孩子的戏师伟是有功劳的。”师伟为了寻找两个小演员几乎跑遍了整个北京城，她每天拿着公共汽车月票在北京每个区的小学里转悠。1973年的初夏，天已经变得出奇的热，很多人都窝在家里避暑，不愿出门，但是师伟没有打退堂鼓，依然顶着毒太阳到处打听。师伟口渴了，也舍不得吃只冰棍，只是大口的喝着自己带的凉开水。功夫不负有心人，师伟他们很快找到了椿伢子的扮演者。那是一个13岁的小学五年级学生，名字叫刘继忠，马上就上初中。孩子长的活泼可爱，憨厚朴实，非常符合椿伢子的气质。李俊导演看后非常满意，当即定下来扮演椿伢子的小演员定下来，潘冬子的演员却依然没有着落。师伟已经前后也看了近百位孩子的照片和录像资料，但是都不满意。对于冬子演员的选择，摄制组极为苛刻，因为全片所有情节都要围绕潘冬子展开。小演员是影片矛盾的中心、剧情的中心、表演的中心，他的气质、形象、艺术感觉都直接影响着影片究竟能打多少分。导演安慰师玮等人的同时，也嘱托他们宁可选的慢一点，也一定选好，所谓慢工出细活。师伟这次想到一招：大面积撒网与重点突击相结合，就是在自己带领专职人员寻找的同时也广泛发动身边的朋友、亲戚和同事帮助物色推荐合适的孩子。这样下来，师伟等人大约过目了几百个孩子，但是仍然没有理想的人选“六.一”儿童节马上来到，师伟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就到处观看孩子们的节目演出。最后，师伟把目光锁定在三四个孩子身上，其中两个孩子师伟印象最深刻。一个是三年级小学生祝新运，长得浓眉大眼，机灵可爱；一个是二年级的洪剑涛，乖巧好动，招人喜欢。毕竟年龄有些小，洪剑涛见人有点胆小，怯生生的样子。有的同事就开玩笑说：“洪剑涛这么胆小，见了胡汉三就吓的没法表演了，公司宣传片拍摄还是祝新运更好。”师伟仍然有些拿不定注意，觉得洪剑涛这个孩子也很有天赋，将来有机会可以启用不久，有个朋友也给师伟推荐说，她在北京电视台播放的节目中看到一个孩子，特别精神可爱，让人过目不忘。师伟赶忙找到那个孩子，巧的很，这个孩子就是师伟已经重点圈定的祝新运。祝新运是北京市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因为他1962年出生的时候正好赶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召开，就取名新运。他在家中是老小，活泼好动，喜欢文艺，善于表演，还特别懂事，非常招人喜欢。师伟把祝新运带到李俊面前，请导演最后拍板。祝新运到了八一厂，摄制组领导让他表演一个节目。祝新运开口便朗诵了一首儿歌，题目叫《小蜡笔》。“小蜡笔，手中拿；小弟弟，会画画；红的画太阳，黄的画葵花；棕的画土地，绿的画庄稼；画出未来的新农民，建设我们的大中华！”祝新运边朗诵，边表演，惹得大家掌声不断李俊导演看后，口述史传递的深圳精神 是最好的公民教育读本，影视视频制作觉得这个孩子正是他心目中的冬子形象，便当场敲定下来。师伟还悄悄地把洪剑涛介绍给导演。李俊也是一个爱才之人，他表态：“将来有机会一定让孩子上荧幕。是金子一定会发光的。”果然，三年之后，李俊在拍摄《南海长城》的时候，就让洪剑涛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靓仔的童年。洪剑涛也应了李俊导演的预言，现在已成了当红明星主要演员全部敲定下来，李俊导演却没有半点喜色，因为《闪闪的红星》的电影分镜头剧本还没有最终定稿。李俊向来有这个创作习惯，电影分镜头剧本不在摄制组形成统一意见，他绝不开机。这可急坏了革命委员会主任彭波，他找到李俊，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李俊啊，让你拍片，你不出发，老是在这里磨磨蹭蹭改剧本，这就叫不能相应党的号召。一旦出发，在外面边拍影片边修改剧本，就说明咱们行动起来了。”李俊听了也不敢大意，因为当时流行一个口号，“干好干不好是个能力问题，广告拍摄策划方案范文精选。干不干是个立场问题。”个人服从组织，李俊只好打破自己的创作习惯，带着摄制组开赴外景地1973年9月，摄制组来到离江西景德镇二十多公里的鹅湖。鹅湖属于江西浮梁县，这里有优美的山水田园风光和淳朴的民俗风情。唐代诗人王驾曾赋《社日》一首，描绘了美丽的鹅湖，“鹅湖山下稻粮肥，豕栅鸡栖对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李俊和摄影蔡继谓为了能够取到最好的景色，经常早出晚归，不停地踩点选景。他们在青山绿水之间采撷到了许多美丽致极的景色，对于影片的意境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后来第一次外景拍摄因为批判几乎全部作废，但是仍然保留了一些优美的空镜头，通过这些镜头我们仍然看出李俊和蔡继谓的心血和汗水鹅湖不但风景怡人，也是一处辩论之地。南宋年间，朱熹、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等大学者常来此处进行学术交流辩论，史称“鹅湖之会”。拍摄《闪闪的红星》时也是争论多多，因为导演台本还没有定下来，到了鹅湖，大家也是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争论不休。“文革”期间盛行集体创作，“导演中心制”受到批判，李俊只好任由他们去辩论。来自业务上的争论，李俊导演还没有太在意，因为大家都是为了影片。一些莫名其妙的剧组派系斗争，就使得李俊有些无可奈何。那些敢于跳出来闹事的大部分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敢说敢干，牛的很。李俊尽管是“三位一体”的负责人，但是刚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所以也非常为难。有一次，摄制组为了降暑，制片买了些桔子，然后分到各组，最后再按人头分到个人。突然，一个小伙子把桔子扔在地上，大叫：“怎么还来这套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消灭特权阶级，凭什么给我小的。”这个小伙子还当面和李俊辩论，李俊强做笑脸：“大家都是革命群众。桔子是按人头分的，大小也差不多。没有故意压榨谁啊？要不，你的不够吃，先把我的拿去吧。”李俊说着把自己的桔子拿出来，小伙子一看导演的桔子比自己的还小，只好悻悻地离开了祝新运开始演冬子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入戏。在拍冬子妈为掩护群众撤退，被胡汉三率领的白狗子还乡团烧死在草房中的一场重头戏时，剧情要求冬子眼望熊熊烈火，强忍悲痛，流。
